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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史论稿三论宋初三朝的禁军三衙将帅-【xinwen】

发布时间:2021-10-12 10:07:53 阅读: 来源:切條机厂家

摘要:宋初三衙为禁军最高统帅机构,其将帅不仅统领拱卫内廷和京畿之军,而且出外带兵,承担征伐、镇守重任,可谓军中重要首脑和代表。通过对宋初三朝三衙将帅的出身进行分析,不难发现其大都与皇帝有特殊关系。宋太宗以后,藩邸背景成为入选三衙将帅的重要条件,而对能力和素质却往往忽略,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。

北宋一代,三衙为禁军最高统帅机构,其将帅一方面统领京师驻军,拱卫内廷和卫戍京畿,另一方面也出外带兵,承担征伐、镇守重任,可谓是当时军队中的重要首脑和代表。因此对三衙将帅进行全面考察,不仅有助于对军制的研究,更能够加深对北宋武将群体状况的认识。王曾瑜先生在《宋朝兵制初探》一书中,对宋朝的三衙职官已有所论述。但目前尚未有专文对北宋三衙将帅的角色地位、出身及其素质进行全面分析。本文拟就宋初三朝的这些问题作初步探讨,疏漏之处,还请批评指正。

一宋初禁军三衙将帅官职的定型及其角色地位

北宋的所谓禁军三衙,即殿前司、侍卫亲军马军司和步军司的合称,又别称三司。其渊源乃始于五代后梁的侍卫亲军马步军司,至后周时又出现殿前司。侍卫亲军和殿前二司军队是当时君主直接掌握的中央禁军,其产生的原因便在于五代几朝加强中央兵力的结果,而这两司的将帅也成为握有重兵的要职,地位极为重要。北宋建国初,沿袭后周禁军统帅体制。由于随之实行了将全国“兵骁勇者,籍其名送都下,以补禁旅之阙”的措施,各道仅余承担劳役的厢军,因此,禁军成为北宋全国正规作战队伍的总称,而殿前司和侍卫马步军司仍为其最高统帅机构。所谓:“禁兵者,天子之卫兵也,殿前、侍卫司二司总之。”殿前和侍卫马步军二司的主要官职包括:殿前都点检、副都点检、殿前正副都指挥使及殿前都虞候,侍卫亲军马步军正副都指挥使、马步军都虞候、马军正副都指挥使、步军正副都指挥使以及马军都虞候和步军都虞候。就北宋一朝而言,这些军职都可谓禁军将帅(以后,三衙的某些高级职务常常阙如,遂以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、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参与管军,这方面的情况,在此暂不予讨论),诚如宋人所说:“两司三衙,合十二员,分天下兵而领之。”“以祖宗之制论之,军职之大者,凡八等,除都指挥使或不常置外,曰殿前副都指挥使、马军副都指挥使、步军副都指挥使,曰殿前都虞候、马军都虞候、步军都虞候……秩秩有序若登梯然。”

宋太祖时期,三衙的正式名称虽尚未出现,但在建隆二年(961)以后却事实上开始产生。当年,宋太祖先罢免了慕容延钊和韩令坤的两司最高的军职,“自是,殿前都点检遂不复除授”。不久,又通过著名的“杯酒释兵权”之举,剥夺了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、马步军都虞候张令铎和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等人的帅职。“殿前副都点检自是亦不复除授”。石守信虽在出镇之后兼任马步军都指挥使一年左右“其实兵权不在也”。如宋人评说:“凡诸将职典禁卫者,例罢,悉除节度使,独石守信兼侍卫都指挥使如故,实亦带以为职,元不典兵也。”而马步军都虞候一职,在张令铎罢任后“凡二十五年不以除授”。由于马步军司正、副都指挥使及都虞候等官职被闲置起来,于是便形成了侍卫马军和步军由各自都指挥使及都虞候管辖的局面,这样,由殿前、侍卫马军及步军构成的禁军三衙体制便在实际上出现。直到宋太宗后期和真宗即位初,才一度又任命田重进、傅潜及王超为马步军都虞候。但自景德二年王超被罢黜后,马步军都虞候从此不再授人,“而侍卫司马军、步军遂分为二,并殿前号三衙”。三衙体制正式出现后,将帅之职为:殿前正副都指挥使、侍卫马军正副都指挥使、步军正副都指挥使和殿前、马军及步军都虞候等,间或又有权殿前司、权马军及步军司公事之职。所谓:“资序浅则主管本司公事。”还需指出,以上三衙长贰也往往存在或阙的情况。如景德二年,侍卫步军司一度无主官,遂由马军都指挥使葛霸代管。当葛霸患病后,再由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兼领。高琼因此上奏说:“臣衰老,倘又有犬马之疾,则是一将总此三职。臣事先朝时,侍卫都虞候以上,常至十员,职位相亚,易于迁改……”

在宋初三朝,三衙将帅扮演着禁军最重要的统兵官的角色,“凡统制、训练、番卫、戍守、迁补、赏罚,皆总其政令。”就其职责概括而言,首先是主掌京师驻军,以拱卫内廷、卫戍京畿,扈从皇帝出行。如开宝二年(969),有宫廷卫兵图谋不轨,殿前都虞候杨信连夜应召入宫平叛。当宋太祖某次在禁中后池监督卫兵水战时,“有鼓噪声”,杨信闻听立即赶入宫中。在宋真宗晚年多病之际,刘后与丁谓为了继续控制大权,以防止他人染指朝政与皇嗣继承之事,遂安排与刘后有特殊关系的刘美出任侍卫马军都虞候,并把“权马军司公事”;又以夏守恩为殿前都虞候。另据记载:“帝(宋真宗)不豫,中宫预政,以守恩领亲兵,倚用之。擢殿前都虞候,以安远军节度使观察留后管勾殿前马步军都指挥使事。”宣和末,步军都虞候何灌即将外任,“未及行而帝内禅,灌领兵入卫。郓王楷至门欲入,灌曰:‘大事已定,王何所受命而来?’民者惧而退”。在宋太祖的几次出征活动中,都少不了石守信、高怀德等三衙大帅的身影。巡幸西京洛阳时,步军都虞候刘遇奉命“率禁卫以从”。宋太宗在亲征河东和幽州的过程中,大批禁军三衙将帅也随同护驾。此后,在宋真宗东封泰山时,殿前副都指挥使刘谦以都大勾管山下公事的身份,马军都虞候张耆和步军都虞候郑诚以都大提举山下军马的身份,“扈从升山,提举宿卫兵”。三衙将帅的第二职责是出外带兵,承担征讨和镇守的重任。如宋太祖朝,马步军都指挥使韩令坤、殿前都点检莫容延利率军征讨李筠之叛;宋太宗朝,马步军都虞田重进镇定州;宋真宗即位初,马步军都虞候傅潜、王超先后出任河北前线主帅,等等。特别是从宋真宗朝开始,三衙将帅往往出为河北及西北前线主帅。由此可见,其地位相当显赫。三衙将帅的第三项重要职责是负责京师禁军的日常训练和管理。如咸平二年,宋真宗亲自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。在这次检阅活动中,殿前都指挥使王超负责了三衙的二十余万禁军的训练事务。当阅兵仪式结束后,宋真宗便对王超表示:“士众严整,戎行练习,卿之力也。”宋守约为殿前都虞候,“卫兵以给粟陈哗噪,执政将付有司治,守约曰:‘御军安用文法!’遣一牙校语之曰:‘天子太仓粟,不请何为?我不贷汝。’众惧而听命”。

但是,按照宋初确立的治军原则,三衙虽为禁军最高统帅机构,但却受到枢密院的制约,本身并无调兵权。如宋人所说:“三司(衙)天下之兵柄皆在,其权虽重,而军政号令则在枢密院。”范祖禹在《上哲宗论曹诵权马军司有二不可》中进一步指出:“祖宗制兵之法,天下之兵本于枢密,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;京师之兵总于三帅,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。上下相维,不得专制。此所以百三十余年无兵变也。”所以,当枢密副都承旨曹诵受命暂时代管马军司时,就立即遭到朝臣的反对,理由是:“今副都承旨为枢密属官,权任管军,是本兵之地又得握兵,合而为一,非祖宗制兵之意。”不仅如此,宋初统治者,特别是宋太宗和真宗朝还逐渐推行“崇文抑武”的方略,有意压制武将的权威。于是,出现了三衙将帅在礼节上屈从文官大臣的局面,所谓:“祖宗时,武臣莫尊三衙,见大臣必执梃趋庭,肃揖而退。”由此可见,在北宋君主集权体制下三衙将帅受到严格的控制,其地位虽在军队中极为显赫,但却不足以祸乱朝政。

二宋初的三衙将帅及其出身背景

三衙将帅作为宋初武将群体的核心人物和军队的重要代表,其角色地位和作用都显而易见,但遗憾的是,由于三衙的地位不如东西二府重要,其任职人员、时间等情况缺乏完整系统的记载,没有如《宋史?宰铺年表》和《宋宰辅编年录》等记载宰辅大臣任职情况的资料。现存南宋人郭倪所撰《侍卫马军司题名记》,是有关马军司长贰较为完整的资料,但殿前司和步军司长贰的情况,便无系统的记录。笔者现除了依据《侍卫马军司题名记》的史料外,更全面梳理了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(并借助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《长编》电子文本检索系统加以核查)和《宋史》本纪及传的资料;此外,还尽可能地搜集了其他有关资料,将宋初三朝三衙将帅依照任职前后顺序列出下表(为节省篇幅,不再一一注明出处)。

需说明的是,由于史料不足,上表中个别人的任职时间可能不确切,如《宋史?王继忠传》提及彭睿、靳忠在马军司任职,却无明确时间,只能列在表中末尾。不过,上表还是能够反映宋初三衙将帅的总体任职情况。根据上表所列情况,可进一步对当时三衙将帅的出身及其变化进行透析。

宋太祖一朝,最初的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因反叛很快被镇压。韩令坤和慕容延钊虽同属后周宿将,但因认同赵匡胤建国,遂在宋开国不久出任马步军和殿前二司的最高军职;石守信、高怀德、王审琦、张令铎、张光翰及赵彦徽等人则是赵匡胤发动兵变的主要支持者,自然都得到重用,在宋太祖登基数日后便分任禁军重要将帅之职,史称:“官爵阶勋并从超等,酬其翊戴之勋也。”至于赵光义出任殿前都虞候一职,乃在于其为赵匡胤胞弟的缘故。

如所周知,宋太祖汲取以往武人跋扈、兵变篡权的深刻教训,厉行收兵权方针。于是,在巩固政权的同时,逐渐撤换了以上握有兵权的将帅,继任者由宋太祖的亲近下属和外戚成员组成。其中韩重□和罗彦□,在后周末分任控鹤军都指挥使、散指挥都虞候,都是当时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的直属部下,所以,韩氏也有“翊戴之功”,罗氏在关键时刻还仗剑胁迫后周宰相范质等人。因此,宋太祖登基后提拔了韩、罗二人。刘廷让、崔彦进、张琼、杨信、李进卿、党进、张廷翰、李重勋、刘遇及李汉琼也是赵匡胤的早年旧部(俱见《宋史》本传),而张琼和杨信更是赵匡胤的亲信。史称:张琼“少有勇力,善射,隶太祖帐下”。在周世宗征淮南时,他曾舍身保护过赵匡胤。所以,宋太祖“及即位,擢典禁军”。杨信,“显德中,隶太祖麾下为裨校”。张琼死后,杨信遂接替其职。在韩重□罢任后,杨氏以殿前都虞候的身份独掌殿前司六年之久,开宝六年(973)再升为殿前都指挥使。宋太祖时期,外戚出身的三衙将帅有王继勋和杜审琼二人。王氏为宋太祖王皇后胞弟。乾德二年(964),步军都指挥使崔彦进出征后蜀,王继勋权侍卫步军司公事。乾德四年(966),王氏因暴虐被“夺其军职”。杜审琼乃赵匡胤母亲杜太后之兄,当王继勋解职后,“诏审琼兼点检侍卫步军司事”,但不久病死。

宋太宗即位之初,沿用以往禁军三衙将帅。但在帝位稳定不久,宋太宗便很快罢免了党进、李汉琼和刘遇的典军将帅之职。次年,当李重勋、杨信病死后,三衙长贰已经完全更换。对此后宋太宗任用的二十一位三衙将帅的出身进行分析,可以发现有过半数属于宋太宗藩邸亲随,藩邸之外的武将不足半数,另有外戚一人。考诸有关记载,非藩邸出身者有白进超、李怀忠、崔翰、米信、田重进、刘廷翰、范廷召、孔守正及丁罕等九人,其任职时间主要在宋太宗朝前期。据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九记载,太平兴国三年(978)七月,白氏出任殿前副都指挥使时已具有殿前都虞候、节度使的身份,而此时距宋太宗称帝不足两年,可见白氏原本地位较高。除白进超外,其余八人在宋太宗登基时,都不过是中级武官。正因为这些武将大都地位不高,与先朝皇帝无亲近关系,所以都得到宋太宗的提拔,先后成为三衙将帅(俱见《宋史》本传)。

宋太宗藩邸亲随出身的三衙将帅有戴兴、王超、傅潜、赵延溥、王昭远、高琼、王汉忠、葛霸、元达及王荣等十人。据记载:戴兴“以勇力闻里中……太宗在藩邸,兴诣府求见,奇之,留帐下”;王超“弱冠长七尺余,太宗尹京,召置麾下”;傅潜“少事州将张廷翰。太宗在藩邸,召置左右”;赵延溥在赵光义任开封尹时,“以所部为帐下牙军”;王昭远“事太宗于晋邸,特被亲遇”;高琼“事王审琦,太宗尹京邑,知其材勇,召置帐下”;王汉忠“太宗在藩邸,召见,奇其材力,置左右”;葛霸“善击刺骑射,始事太宗于藩邸”;元达,“太宗居晋邸时,达求见,得隶帐下”;王荣“太宗在藩邸,得隶左右”(俱见《宋史》本传)。可见戴兴等人皆因有藩邸背景,故升迁迅速,分居三衙要职。外戚出身的李继隆,是宋初大将李处耘之子,又是宋太宗皇后李氏兄弟。李继隆以父荫补官,宋太宗即位后,长期掌管马军司,史称:“在太宗朝,特被亲信。”

宋真宗时期,已知三衙二十七位将帅中,有八人属于留用的前朝旧将。其中丁罕、范廷召分别在咸平二年(999)和四年(1001)病死于任上,康保裔在咸平三年(1000)战死,傅潜因罪于同年流放,王汉忠和王超以失职分别于咸平五年(1002)、景德二年(1005)贬官,高琼、葛霸则在景德二年以“老疾”罢军职。也就是说,在景德二年以后,三衙将帅完成了新旧更替,而此后占宋真宗朝的绝大多数时间。

在宋真宗提拔的十九位三衙将帅中,七人明确有宋真宗藩邸背景,其中王继忠以荫补东西班殿侍,“真宗在藩邸,得给事左右”;刘谦在至道初入选东宫卫士;张耆(后改名?)“年十一,给事真宗藩邸”;夏守恩也以荫补下班殿侍,“给事襄王宫”;蔚昭敏“真宗为襄王,昭敏自东班殿侍选隶襄王府”(俱见《宋史》本传)。据《宋史?王继忠传》记载,彭睿和靳忠也是“真宗宫邸攀附者”。无宋真宗藩邸背景者五人,其中桑赞、张凝和王能为宋太宗藩邸旧人;张进在宋太宗朝官至天武四厢都指挥使、领贺州团练使;曹璨则是宋初大将曹彬之子,在宋太宗朝为西北统兵官;王隐、郑诚、袁贵、冯守信及王守□等五人,因缺乏资料,其出身情况不详。李继和、刘美为外戚。其中李氏为李处耘之子、李继隆胞弟;刘美被宋真宗皇后刘氏认作兄长,但同时又有宋真宗藩邸背景,所谓“初事真宗于藩邸,以谨力被亲信”。

三宋初三衙将帅的素质及其下降趋势

宋初的三衙将帅,既然是禁军最高统帅机构的首脑,就具有一种象征或楷模意义,其素质及表现必然对当时的武将群体产生极大的影响,因此无疑是十分重要的。然而,从宋初三朝的实际情况来看,三衙将帅的能力和作为却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。

在宋太祖时期,殿前和马步军司的将帅以功臣、猛将为主,其能力与军事将领的身份大致相称。韩令坤、慕容延钊、石守信及高怀德等人,都是久经战争考验的将领,足以承担禁军将帅之职。此后的继任者虽然资历较浅,并且在忠诚及顺从方面更符合统治者的要求,但绝大多数人作为军事将领的素质却没有降低。考察《宋史》韩重□以下诸人事迹,不难发现他们大都拥有丰富的战场经历及突出的军功。如韩重□在北宋建国前,就颇有战功,其后屡次出征,曾大败契丹援军;刘廷让在灭后蜀的军事行动中,也有突出的表现;张琼无疑是一名猛将,宋太祖即承认:“殿前卫士如虎狼者不下万人,非张琼不能统制。”党进勇于战阵,曾击败北汉名将杨业;李汉琼“善战有功”,曾取得抗击契丹的满城大捷。崔彦进、李进卿、张廷翰、李重勋及刘遇诸将,都不失勇将本色。其中有关李进卿视死如归的记载,颇能反映这些将领果敢的作风。杨信因长期承担宫廷禁卫职责,故没有突出战绩的记载,但以其在殿前司任内的表现和深得宋太祖器重的情况观之,杨氏绝非无能之辈。宋太祖朝惟有王继勋和杜审琼两人,属于忝位其职之流,或暴虐不堪,或庸碌有余。不过,此二人在当时禁军统帅中所占比重既小,任职的时间又极为短暂。

宋太宗即位后,在对三衙长贰的选拔上,更多地偏重顺从、循谨特点的要求,这便不可避免地削弱了任职者作为军事将帅应有的基本素质。如最初提拔的白进超被史家评价为“初无灼然战功,徒以小心谨密抚士卒,故致将帅焉。”孔守正也以顺从见长,如孔氏在高阳关领兵时,“军中小将有詈其校长者,守正械送阙下,取裁于上,未尝专决焉”。而由宋太宗藩邸出身的三衙将帅,更普遍具有循规蹈矩的特点,虽深受器重,但在战场上往往表现出无能、怯懦的状态。如傅潜和王超,或“畏懦无方略”,或“然临军寡谋,拙于战斗”,纵然手握重兵,也临阵惧战。傅氏终因丧师失地而遭到国人皆曰可杀的唾骂,王氏则因一味避战被诏责为“曾乏驱攘之效,稽违诏旨,缓失师期,讫致残人”;王荣则屡战屡败,成为时人的笑柄。至于戴兴、李继隆、赵延溥、王昭远、王汉忠、葛霸、元达之流,实为庸碌之徒,尽管身居要职,然而皆无突出的表现。惟有高琼稍有作为,以后曾代表禁军支持了抗击契丹入侵之举。

至宋真宗时代,除了张凝和王能尚属战将,曹璨“习知韬略”“善抚士卒”之外,其余大多数三衙将帅的表现就更差强人意,或品行拙劣,或昏庸无能,其中张耆颇有代表性。张耆平庸贪财,曾因受贿被贬。大中祥符末,张耆奉命选兵,由于措施不当,几乎激起兵变。又据《宋史?张耆传》记载,张耆生性吝啬刻薄,在家中设肆“贸易”,甚至为家人看病卖药,“欲钱不出也”。而《挥麈录?后录》卷五则记载:张氏曾与达官贵人通宵达旦宴会,奢侈无度。因此当世史家王称称其“材质庸下,致位将相,盖出幸会云”。桑赞则缺乏武将应有的勇气,临阵退缩惧战。咸平六年(1003),辽军围攻望都,桑赞与王超受命增援,但“超、赞皆畏缩退师,竟不赴援”,致使王继忠一军覆没。夏守恩无所作为,却“恃宠骄恣不法”,终以贪赃被废。刘谦被评为“虽乏奇功,而亦克共乃职,能寡过者也”。刘美原为银匠,本与军旅无缘,仅仅由于刘皇后的背景,遂忝位马军司首脑。王继忠战败被俘,蔚昭敏、张进、王隐、李继和、郑诚、袁贵、冯守信及王守□诸人事迹平平,至于彭睿和靳忠所为,则在史籍中无处可觅。

综观宋初三朝三衙将帅的构成及其变迁过程,可以清楚地看出其素质和表现逐渐下降的趋势,可以说从宋太宗朝开始,三衙统帅组织中已无良将可言。这种现象的存在,不仅日渐腐蚀了禁军的领导体系,进而降低了当时军队的战斗力,而且对后世产生了严重的影响。宋仁宗以后,三衙将帅无论是在能力上,还是在权威上都更进一步沦落,遂基本上退出了战场上方面军指挥者的位置,成为文官统帅手下的配角,其主要职责仅余下管辖京师驻军而已。

(原文发表于《河北学刊》2002年第2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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