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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归位释放新一轮改革制度红利

发布时间:2021-01-25 14:45:15 阅读: 来源:切條机厂家

政府归位释放新一轮改革“制度红利”

从“改革是最大的红利”,到“空谈误国,实干兴邦”,新一届领导集体正释放出全力推进新一轮改革的信号。而打破资源和权力的垄断,深化劳动力、资源、利率、汇率等要素价格的改革,必将要求政府自身有更大的改革,特别是对自身权力的切割。一言以蔽之,让“政府”与“市场”归位。  2013年的“两会 ”注定会与往年有所不同,因为这次“两会”更可能为未来中国确立新一轮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。可以说,中国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,中国1979年以来的历史就是一部改革开放的历史。然而,改革从来不会一劳永逸,改革也需要“与时俱进”,当过去不彻底的改革成为经济社会下一步发展的羁绊时,中国需要确定与执行新的改革路线。  新一轮改革  真正标志是推动“存量改革”  从“改革是最大的红利”,到“空谈误国,实干兴邦”,再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走邓小平1992年南巡之路,新一届领导集体正释放出全力推进新一轮改革的信号。那么,什么是新一轮改革的标志?笔者认为,归根结底,那一定是对存量的改革,因为改革的本质必然是利益的重新分配,是打碎既有的利益格局。  1992年邓小平“南巡”之后,中央政府相继通过了分税制、国企改制、住房商品化、耕地保护制度等等重大改革,但大部分改革只走到了半途就难以继续推进了。因为一些改革的获益者,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,总是希望维持甚至扩大行政权力广泛干预市场和经济体制的“双轨”状态。  最突出的就是住房商品化改革。在当下的中国,房地产代表着土地GDP及其财富的分配,由于土地产权是通过土地市场中的层层委托、分级代理来实现的,但过长的代理链中每级代理的内部责权都不清晰。房地产改革一手连着经济,一手连着民生;一手连着政府,一手连着社会。要真正触及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矛盾,就必须真正解决土地财政问题,并形成全面系统的房地产市场公共政策,而这必然要涉及土地政策、财税政策、保障政策、金融政策等利益的重新调整和资源的再分配。因此,中国必须找准几个核心领域寻求新一轮改革的重点突破,并带动全局改革,或许房地产就是这样的重点领域。  新一轮改革  既要“效率”更要“公平”  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制度变革,它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了巨大的动力。改革开放30多年来,中国公平与效率的政策经历了打破“平均主义”、落实按劳分配政策;到提出公平与效率关系并逐步确立和实施“效率优先,兼顾公平”的政策的曲折过程。上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调动了农民积极性,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;90年代国企改革为中国工业发展注入了活力;而进入WTO之后,中国产品开始走向全球,并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、出口大国,可以说,在改革开放的触动下,中国国民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,这些都反映了我们全力追求高效率的成果。  然而,“改革红利”并未在全体国民中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,偏重强调高效率,也使社会不公平问题日趋严重,原有的权力体系逐步强化,权力寻租、资源垄断正成为固化的权力体系。比如,我国在初次分配中存在许多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扩大因素,最为突出的是各种形式的垄断。那些掌握着垄断性特权、垄断性资源的阶层迅速聚敛了大量的财富。因为掌握权力的人可以利用权力来干预收入分配、资源配置和各种社会经济活动,使其发挥了巨大的财富调整力量。由瑞士信贷银行资助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进行的研究显示,中国家庭财富有多达9.3万亿人民币(相当于中国GDP 30%的收入)没有被列入官方统计中,其中80%(约7.4多万亿人民币)由富人持有。因此,新一轮改革的重点必须打破资源垄断和权力循环,给经济公平、社会公平、机会公平以空间。  新一轮改革  必须让“政府”与“市场”归位  十八大报告提出,要“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、信息化、城镇化、农业现代化道路”。而“新四化”归根结底就是要遵循“市场化”原则。实际上,市场化改革是中国几十年来遵循的发展主线。市场化改革为中国30年持续的高增长释放了巨大的活力空间,但也出现了明显的“二元化”特征:一方面过度管制,形成了产业垄断和产业管制壁垒,而另一方面缺乏管制和管制无为,造成无序竞争。  市场经济体系的“二元化特征”,与政府对自身的角色定位密切相关。中国政府作为强势政府,具有迅速组织资源的强大能力,这是促成中国实现“增长奇迹”的关键所在,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,政府不能用权力干预经济、不能将政府动用资源常态化,最终变成政府代替市场。目前,地方各级政府正在不断扩权,结果是市场成长的空间大受压制。政府对微观经济直接干预管制以及对国有企业的隐性补贴,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市场的替代和挤出,导致市场资源配置扭曲和信号失真。而在提供公共产品(社保、医疗、教育、住房)、构筑市场秩序和规则(法治、信用)方面却出现了“缺位”和“空位”。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一样增加了负外部性和摩擦成本,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效率。  归根结底,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力量因素是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,来提高效率,而这必然要依靠市场化的力量。事实上,在那些随着资源约束改变而改变发展方式的国家和地区,几乎无一例外都有着切实得到保护的产权制度(包括知识产权),市场始终处于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地位。  所以,当前的中国最需要的并不是政府救济式的反哺,而是应该尽最大可能打破资源和权力的垄断,继续深化劳动力、资源、利率、汇率等要素价格的市场体制改革,通过要素松绑释放要素效率,而这必将要求政府自身有更大的改革,对自身权力的切割。正如温家宝总理昨天在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所说的那样:坚持民主监督、法律监督、舆论监督,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,让人民监督权力,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。一言以蔽之,让“政府”与“市场”归位,是中国能够真正创造的“制度红利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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